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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昌黎教授撰写的《论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是一篇聚焦日本国债管理领域的经典学术文章，发表于 1986 年《现代日本经济》期刊，兼具历史价值与学术深度，对理解日本国债制度演变、金融市场发展逻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以下从多个维度展开具体评价：

　　文章以日本国债流通政策为核心切入点，精准捕捉了 1932-1980 年代日本国债管理的 “政策转型” 主线 —— 从 “限制流通” 到 “促进流通” 的演变。这一时期是日本国债制度从 “统制型” 向 “市场型” 过渡的关键阶段，也是日本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重要铺垫期。在 1980 年代中期，针对这一特定政策领域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文章首次清晰梳理了政策演变的时间脉络、核心措施与内在逻辑，为后续研究日本国债、金融政策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叙事框架。

　　文章并未停留在 “政策罗列” 层面，而是深入剖析了不同阶段政策制定的底层经济动因：

　　· 对于 1932-1977 年的 “限制流通政策”，明确指出其与 “统制性国债发行方法”（辛迪加集团包购、日银包购等）、“财政膨胀与货币控制需求” 的关联性 —— 通过阻滞流通、维持 “管理价格”，既避免金融机构因国债价格波动受损，又防止货币流通速度过快导致通胀失控，逻辑闭环完整。

　　· 对于 1978 年后的 “促进流通政策”，则从 “资金闲置环境变化”“金融机构国债持有压力”“闲置资金分布不均”“日元国际化与东京金融中心建设需求” 四个维度解释动因，层层递进，充分体现了 “政策顺应经济环境变化” 的客观规律，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分析功底。

　　文章大量引用权威数据（如大藏省《财政金融统计月报》、铃木达郎《话说国债》等），通过具体数值直观呈现政策效果：

　　· 限制流通时期，1974 年国债交易额仅 17585 亿日元，相当于公司债交易总额的 5.3%，周转率仅 12.1%，与进口事业债（105.1%）、金融债（84.3%）形成鲜明对比，凸显 “流通阻滞” 的实际状态；

　　· 促进流通后，1978 年国债交易额猛增至 617020 亿日元，较 1975 年增长 48.6 倍，1984 年国债市场交易额达 629 兆日元（1974 年的 357 倍），周转率提升至 261.4%。这些数据精准支撑了 “政策转型带来流通活力提升” 的核心观点，避免了空泛论述，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

　　1.开篇总起：明确国债流通政策在日本国债管理、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点明研究意义，为全文奠定基调；

　　2.分述政策阶段：先分析 “限制国债流通的政策”（背景、措施、动因），再阐述 “促进国债流通的政策”（动因、具体措施），两个阶段形成 “对比式” 叙事，便于读者理解政策转型的必要性；

　　3.总结政策影响：从 “保证国债发行”“缓和财政性通胀”“提供新投资商品”“推动债券市场发展”“加快利率自由化”“促进日元国际化” 六个维度，系统总结政策的长远作用，覆盖财政、金融、市场、国际地位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政策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

　　这种结构既符合学术文章的规范，又兼顾了可读性，即使对不熟悉日本金融史的读者，也能通过 “阶段划分 - 动因分析 - 效果呈现” 的逻辑链条，清晰把握日本国债流通政策的全貌。

　　文章的研究截止时间为 1984-1985 年（数据引用最晚至 1985 年 3 月），而 1980 年代后期至 1990 年代，日本国债规模进一步扩大（如 “泡沫经济” 破裂后财政支出增加），国债流通政策可能面临新的调整（如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国债品种创新、更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完善等）。由于时代局限，文章未能涵盖这一阶段的内容，导致对日本国债流通政策的 “长期演变” 呈现不够完整。

　　文章聚焦日本国内政策本身，未将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德国）进行对比。例如，同期美国国债流通市场已高度市场化，德国国债管理也有其独特模式，若加入国际比较，可进一步凸显日本 “从统制到市场” 转型的独特性（如 “日银包购”“行政指导” 的强政府干预特征），也能为日本政策的 “国际定位” 提供更清晰的参照，这是研究范围上的一处遗憾。

　　文章重点强调了政策的积极作用（如促进流通推动利率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但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代价” 或 “挑战” 提及较少。例如：

　　· 限制流通时期，“管理价格” 虽保护了金融机构，但也扭曲了市场供求信号，可能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

　　· 促进流通后，国债市场规模扩大可能增强 “国债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性”（如 1979 年 “六一国债” 价格下跌事件，虽提及政府干预措施，但未深入分析此类风险的长期应对机制）。若能补充对 “政策两面性” 的探讨，研究将更具全面性。

　　总体而言，《论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在研究视角、逻辑分析、数据支撑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仅完整还原了 1932-1980 年代日本国债流通政策的演变历程，更深刻揭示了 “财政政策 - 金融政策 - 市场发展” 的内在联动关系，为后续研究日本金融史、国债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尽管受时代局限存在研究时段、国际比较、政策代价分析等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核心价值 —— 对于理解日本从 “政府主导型金融” 向 “市场主导型金融” 转型的初始阶段，以及把握国债政策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该文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探索国债管理与金融自由化路径，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刘昌黎教授撰写的《论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以 1932-1980 年代日本国债流通政策演变为核心研究对象，凭借严谨的逻辑框架、扎实的实证支撑与深刻的经济逻辑分析，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具体可结合文章内容从以下维度展开：

　　（一）首次系统梳理日本国债流通政策的 “转型脉络”，填补特定历史阶段研究空白

　　在 1986 年文章发表时，针对日本国债管理政策的研究多聚焦于 “发行规模” 或 “财政效应”，对 “流通政策” 这一关键细分领域的系统性探讨较为匮乏。文章首次清晰划分了日本国债流通政策的两大阶段：

　　1.1932-1977 年 “限制流通阶段”：明确该阶段以 “辛迪加集团包购、日银包购” 等统制性发行方式为基础，通过 “管理国债价格”“禁止金融机构窗口售债” 等措施阻滞流通，且以 1974 年国债交易额仅 17585 亿日元（仅为公司债交易总额 5.3%）、周转率 12.1%（远低于进口事业债 105.1%、金融债 84.3%）等数据，量化呈现了 “流通阻滞” 的实际状态；

　　2.1978 年后 “促进流通阶段”：详细记录了政策转向的关键节点（1977 年缓和赤字国债与建设国债交易限制、1978 年允许金融机构窗口售债），并以 1978 年国债交易额猛增至 617020 亿日元（较 1975 年增长 48.6 倍）、1984 年交易额达 629 兆日元（1974 年的 357 倍）等数据，直观展现政策效果。

　　这种 “阶段划分 + 数据支撑” 的梳理方式，完整还原了日本从 “统制型流通” 到 “市场型流通” 的政策演变历程，为后续研究日本国债制度、金融自由化进程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叙事基础，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二）构建 “经济环境 - 政策动因 - 政策措施 - 政策效果” 的分析框架，提供可复用的研究范式

　　文章并未停留在 “政策罗列” 层面，而是深入剖析了不同阶段政策制定的底层逻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

　　·限制流通阶段：从 “统制性发行方法的需求”（需维持管理价格以保障国债廉价发行）与 “货币控制需求”（避免国债流通过快加剧财政性通胀）两大动因出发，解释 “阻滞流通” 的必要性；

　　·促进流通阶段：从 “发行环境变化”（金融市场资金闲置，日银收购国债占比从 1975 年 36.2% 降至 1978 年 19.3%）、“金融机构压力”（1978 年城市银行国债余额达 82327 亿日元，为 1975 年 3.37 倍）、“资金分布不均”（城市银行资金紧张与农林系机构资金闲置并存）、“国际化需求”（吸引外资、巩固东京金融中心地位）四个维度，论证政策转向的必然性。

　　这一框架将 “政策” 置于 “经济环境” 的动态背景中，揭示了 “政策适配经济规律” 的核心逻辑，为后续研究各国国债政策、财政与金融协同问题提供了可复用的分析范式，尤其对研究 “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型经济转型” 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数据来源涵盖日本大藏省《财政金融统计月报》（1985 年 3 月）、中岛将隆《日本的国债管理政策》（1980 年）、铃木达郎《线 年）等，均为研究日本财政金融问题的核心资料；

　　· 关键结论均以数据支撑，如论证 “促进流通政策推动利率自由化” 时，以 “1979 年创设可让渡性定期存款证书、1984-1985 年实现大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 为实证依据，避免空泛论述。

　　这种 “数据驱动” 的研究方法，符合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为后续同类研究树立了 “实证严谨性” 的标杆，尤其在 1980 年代中期学术研究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的背景下，更凸显其学术价值。

　　（一）为各国国债流通政策调整提供 “阶段性借鉴”，尤其适配 “政府主导型金融向市场型金融转型” 场景

　　文章揭示的日本国债流通政策 “转型逻辑”，对面临相似经济背景的国家具有直接参考意义：

　　· 对于 “财政依赖统制性国债发行、金融市场” 的国家，可借鉴日本 “限制流通阶段” 的经验 —— 通过适度管理国债价格、控制流通节奏，避免国债价格波动冲击金融机构，保障国债低成本发行，同时防止货币供应失控；

　　· 对于 “金融市场资金闲置、国债持有集中于金融机构” 的国家，可参考日本 “促进流通阶段” 的措施 —— 通过建立多层次流通市场（如日本的店铺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市场）、丰富交易方式（现货期货、落地、调换交易）、引入政府资金稳定市场（如 1979 年动用资金运用部买入 7000 亿日元国债），激活市场流动性，缓解金融机构持债压力。

　　这种 “分阶段适配” 的参考价值，使其超越了单一国家案例的局限，成为研究国债政策实践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揭示 “国债流通政策与金融自由化的联动关系”，为金融改革提供路径参考

　　文章深刻指出，日本 “促进国债流通” 并非孤立政策，而是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关键一环：

　　· 国债流通规模扩大后，国债流通利润率受市场供求制约，倒逼 “人为低利率政策” 退出（推行近半个世纪的低利率政策废弃）；

　　· 国债市场繁荣带动债券市场整体发展（1984 年债券市场交易额达 767 兆日元，为 1974 年 23 倍），进而为利率自由化、日元国际化奠定基础（1984 年外国投资者买卖日本债券总额达 1224.96 亿美元，为 1975 年 47.4 倍）。

　　这一逻辑揭示了 “国债市场发展→金融要素市场化→金融国际化” 的改革路径，对需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具有重要启示：可将国债流通政策作为 “突破口”，通过激活国债市场，带动利率、汇率等核心金融要素的市场化，进而推动金融体系整体改革。

　　文章通过日本的实践，论证了国债流通政策在 “保障财政发行” 与 “维护金融稳定” 之间的平衡作用：

　　·限制流通阶段：通过阻滞流通、维持管理价格，既保障了国债 “大量、廉价、优先” 发行，又避免金融机构因国债价格波动受损，同时控制了货币供应量，缓和财政性通胀；

　　·促进流通阶段：通过动员金融市场闲置资金（减少对央行信用膨胀的依赖），在国债发行规模扩大的同时，避免了通胀加剧，且为闲置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催生 “证券投资热”），缓解了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

　　这种 “平衡逻辑” 对各国处理 “财政扩张与金融稳定” 的关系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 国债流通政策并非单纯 “促进” 或 “限制”，而是需根据经济环境，在 “保障财政筹资” 与 “避免金融风险” 之间找到最优解，这一经验在当前全球多国面临财政压力与金融稳定双重挑战的背景下，仍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论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本身具有扎实的学术根基与历史参考价值，而结合中国实际延伸的启示、问题剖析与解决方案，本质是对经典研究的现代适配与实践拓展。

　　刘昌黎教授在《论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中，系统梳理了日本从 “限制国债流通” 到 “促进国债流通” 的政策演变逻辑，其背后 “政策适配经济环境、兼顾财政与金融稳定、推动市场市场化转型” 的核心思路，对中国优化国债流通管理、平衡财政需求与金融市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具体可从以下维度展开：

　　一、国债流通政策需与经济环境动态适配，避免 “政策滞后” 或 “过度干预”

　　日本的实践表明，国债流通政策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对经济环境的精准判断：1932-1977 年，在金融市场、财政依赖 “统制性发行”（如日银包购）的背景下，“限制流通” 政策通过维持 “管理价格”，既保障了国债低成本发行，又避免了货币供应失控；1978 年后，随着金融市场资金闲置、外资对日元资产需求上升，“促进流通” 政策则通过激活市场交易，缓解了金融机构国债持有压力，推动了金融自由化。

　　1.动态调整政策导向：中国需结合当前经济增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如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率、社会融资规模）、财政赤字压力等环境，灵活调整国债流通政策。例如，若未来面临 “财政发力需扩大国债发行” 与 “金融机构资金充裕” 的叠加场景，可进一步放宽国债流通限制（如扩大跨市场交易范围、简化交易流程），通过市场机制动员闲置资金，减少对 “行政性包销” 的依赖；若出现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压力上升，可通过适度调控国债交易节奏（如优化政府资金参与力度），避免国债流通过快加剧货币流通性过剩。

　　2.警惕 “过度干预” 的长期弊端：日本 “限制流通” 阶段的 “管理价格” 虽短期保护了金融机构，但也导致国债市场与金融市场分离，制约了债券市场定价功能。中国需避免类似 “价格管制” 或 “过度行政指导”，应通过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如扩大关键期限国债发行规模、提升交易活跃度），让国债价格真实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发挥国债作为 “无风险利率锚” 的作用，为金融市场定价提供基准。

　　日本 1978 年前因 “日银包购减少”，金融机构国债持有量激增（1978 年城市银行国债余额达 82327 亿日元，是 1975 年的 3.37 倍），资金运作困难，成为 “促进流通” 的直接动因；而政策调整后，允许金融机构窗口出售国债，有效释放了持有压力。

　　1.拓宽金融机构国债处置渠道：中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是国债主要持有者，若长期面临 “国债持有比例过高、流动性不足” 问题（如部分中小银行因国债变现难导致资产负债匹配压力），可参考日本经验，进一步完善国债流通市场体系 —— 例如扩大 “店头市场”（银行柜台）覆盖范围，允许更多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理财公司）参与国债交易；推动国债跨市场流通（如打通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的交易壁垒），提升金融机构国债变现效率，避免国债成为 “沉淀资产”。

　　2.优化国债持有者结构：日本通过 “促进流通” 吸引农林系金融机构、年金基金等闲置资金参与国债投资，改善了持有者结构。中国可借鉴这一思路，引导社保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加大国债配置（如通过税收优惠、长期限国债品种创新），同时鼓励外资参与国债市场（如扩大 QFII/RQFII 额度、优化跨境交易结算机制），降低对单一类型机构的依赖，增强国债市场稳定性。

　　日本 “促进国债流通” 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推动金融自由化（如利率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最终助力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政策逻辑对中国具有直接参考意义：

　　1.以国债流通激活利率市场化：日本通过扩大国债交易规模，使国债流通利润率逐步由市场供求决定，倒逼 “人为低利率政策” 退出，最终实现利率自由化。中国可沿类似路径，进一步提升国债交易活跃度（如增加短期国债发行、推出国债期货等衍生品工具），让国债收益率更好反映市场利率水平，为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提供更精准的 “锚定基准”，推动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

　　2.依托国债流通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日本通过 “国债可自由转手” 吸引外资投资日元资产，促进了日元国际化。中国可借鉴这一经验，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同时，持续完善国债流通机制（如优化外资参与国债交易的流程、提升跨境结算效率），让境外投资者更便捷地持有和交易中国国债 —— 一方面，国债作为 “安全资产” 可增强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另一方面，活跃的国债流通市场能为外资提供退出渠道，减少 “持有顾虑”，进而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资、储备货币领域的使用，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日本在 “促进流通” 阶段，通过 “政府资金参与”（如动用国债整理基金、资金运用部资金）和 “行政指导”（如规范现货期货交易），有效应对了国债价格波动（如 1979 年 “六一国债” 价格下跌、1984 年国债市场萧条），保障了市场稳定。

　　1.建立市场化的国债市场稳定机制：中国可参考日本 “政府资金参与” 的思路，完善国债市场 “平准机制”—— 例如当国债市场出现极端波动（如价格大幅下跌、交易萎缩）时，由央行或指定机构（如国债登记结算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如公开市场操作、协议交易）买卖国债，缓解市场恐慌，避免风险传导；同时，减少 “直接行政干预”，更多通过 “信号引导”（如发布市场运行报告、调整交易手续费）稳定市场预期。

　　2.健全国债交易风险防控体系：日本通过规范现货期货交易的 “单价浮动范围、参与者资质、交易期限”，防范了交易违约风险。中国可借鉴这一做法，针对国债现货、期货、回购等交易品种，明确风险防控规则（如设置交易杠杆上限、完善保证金制度、加强参与者资质审核），尤其要防范 “大宗交易违约” 对金融体系的冲击，保障国债流通市场安全运行。

　　国债流通政策是日本国债管理政策的重要一环，它不仅对国债发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的金融和金融政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日本的国债流通政策，对研究日本的国债和金融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1932-1945年大量发行国债时采取了限制国债流通的政策，即人为地阻滞国债证券的买卖。战后，特别是1965年大量发行国债以后直到1977年，日本政府又继续实行了限制国债流通的政策。以1974年为例，国债交易额仅为17 585亿日元，只相当于公司债交易总额的5.3%①。国债买卖周转率也仅为12.1%，远远低于进口事业债的105.1%和金融债的84.3%②。

　　当时，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阻滞国债流通的政策，人为地限制国债证券交易，首先是由统制性的国债发行方法决定的。战后日本国债管理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金融市场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保证大量、廉价、优先发行大量的国债，继续采取了传统的、独特的国债发行方法，即辛迪加集团包购方式、日银包购方式和资金运用部包购方式。上述国债发行方法有很强的统制性，它不仅使国债的发行量和发行条件摆脱了金融市场的制约，使日本政府得以用低廉的价格发行任意数额的国债，而且使国债市场与金融市场分离，成为一个隔离的市场、人为的市场。为了巩固这个市场，日本政府在实施人为低利率政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国债价格的政策措施。即为了避免国债流通利润率和国债投资利润率的偏离，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使证券交易所的国债交易价格符合政府的意向，形成了一个不受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影响的管理价格。其结果，不仅使大量购买国债的金融机构得以避免因国债价格变动所可能遭受的利益损失，而且使日本银行在必要时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从金融机构手中收购国债。这对于继续发行大量的国债是至关重要的。可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国债的大量买卖，久而久之，就势必会形成体现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国债价格，动摇管理价格，进而使统制性的国债发行方法难以为继。

　　其次，在金融市场资金已经充分动用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发行数额巨大的国债，实际上是实行财政膨胀的政策。日本银行几乎全额地从金融机构手中收购发行期1年以上的国债，实质上是通过这种途径来供给增长通货，这就是所谓的“新金融调解方式”。为此，就必须使财政膨胀规模与货币供给量都置于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控制之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国债流通，就势必会增加国债兑换货币的机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这样，不仅会加剧财政性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货币供应量失去控制。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除通过国债管理价格和日银收购来阻滞国债流通外，1978年还明文规定除证券公司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证券业务，其所持有的国债也不能在窗口出售。证券公司虽然可以经营债券业务，但除推销国债外，很少从金融机构和个人手中买入国债。因此，金融机构就只能把国债卖给日本银行，个人和资金运用部则一般把国债保持到期满为止。

　　1978年，日本国债管理政策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从统制性的国债管理政策，向市场型的国债管理政策转变。其重要标志，是重新实行了在金融市场公开招标的国债发行方法。当年，通过公募招标方式发行的国债只占国债发行总额的2.8%，而到1983年，该比重已提高到了30%左右③。由于国债市场开始与金融市场统一，日本政府就转而采取了促进国债流通的政策措施。其重要步骤，是日本政府在1977年4月和19月，先后缓和了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的交易限制，允许金融机构在窗口出售发行时间超过1年以上的国债。结果，1978年国债交易额猛增至617 020亿日元，比1975年的12 464亿日元增加了48.6倍；与此同时，国债买卖周转率和占证券交易总额的比重，也分别提高到了50.0%和30.3%④。

　　1975年以后，国债发行额虽骤然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但发行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企业设备投资锐减；另一方面，个人储蓄率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样一来，金融市场就出现了资金闲置的局面，日本银行也不需要以全额收购金融机构手中国债的方式来供给增长通货了。结果，日本银行所持国债占国债余额的比重开始降低，由1975年的36.2%下降到1978年的19.3%，1991年又下降到了9.9%⑤。随着日银收购国债的数额连年减少，就减小了阻滞国债流通的作用。

　　在日本银行收购国债连年减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所持国债数额就越来越大了。1978年，仅积存在城市银行的国债余额就高达82 327亿日元，相当于1975年24 399亿日元的3.37倍⑥，这无疑给金融机构的资金运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此，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允许金融机构向市场抛售国债。

　　从总体上看，虽说金融市场出现了资金充裕的局面，但闲置资金的分布却是很不均衡的。就1978年以后的情况而言，城市银行、地方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因其认购国债的数额和企业贷款的数额都很大，资金状况一直很紧张；相比之下，农林系金融机构、投资信托基金、年金基金等，则因其资金使用范围有限，就经常出现资金闲置的状况。这种闲置资金分布不均衡的状态，给前者提高债券收益，给后者提高资金收益，都增强了紧迫感。

　　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日元国际地位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开始倾心于日元资产的投资。但是，如果其购买的日本国债不能自由地转手，就会影响其购买的积极性。这样，不仅不利于吸收境外资金，而且会影响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利于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发展。所以，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角度看，促进国债流通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

　　目前，日本的国债流通市场包括店铺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其中，店铺市场包括全国各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的窗口，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大多数可以进行国债证券交易，其交易额占交易总额的90%以上。证券交易所只能交易登记上市的国债证券，其中票面额为100-1000万日元的大面额国债证券只能在证券交易所交易。证券交易所的国债证券交易额虽然不多，但由于交易的大都是大票面额国债，其交易对国债流通价格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政府诱导国债流通价格的基础。

　　日本现行的国债交易方法有现货期货交易（以规定在一定期间后用一定价格买回或卖出为条件的交易）、普通交易、落地交易（从约定开始到让渡为止，期间超过1个月以上的交易）和调换交易（把自己持有的国债证券调换成另外一种的相互买卖）。上述四种交易方法适应不同国债证券所有者和投资者的特点，满足其不同的要求，对促进国债流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政府除通过日本银行买入国债的买入操作外，还经常动用国债整理基金、资金运用部资金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资金等，随机参与国债交易。政府资金买卖国债的数额虽然有限，但其政策意图明显，经常以稳定国债证券的市场信誉或缓解国债市场异常的价格波动为目的。例如1979年7月，面临“六一国债”（年利率为6.1%的长期国债）价格大幅下跌的局面，为恢复其市场信誉，稳定交易者信心，日本政府动用资金运用部资金，一次性买入了7 000亿日元的国债证券。又如1984年4月，因受美国利率上调的影响，国债市场出现了急剧萧条的局面，对此，日本政府迅即动用国债整理基金，5月就买入了2 000亿日元的国债证券。

　　在现货期货交易中，证券公司和城市银行一般是大宗国债证券交易的参与者，一旦定期买回或定期卖出的条件不能兑现，就会因证券市场行情的变化而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为此，大藏省专文发出通知，做了一些具体规定：第一，现货期货交易的约定单价要在债券市场实际价格上下2%的范围内浮动；第二，现货期货交易的参与者只限于在证券交易所登记的有商业信誉的法人；第三，现货期货交易的期间不能超过1年；第四，当城市银行委托证券公司进行国债证券交易时，卖出日和买进日、买回日和卖出日，都必须规定为同一天，等等。

　　按日本税法规定，个人和证券公司在出售有价证券时，要分别按交易额的万分之一和万分之三，缴纳有价证券交易税。1981年税法修改后，各种有价证券交易税一律提高50%，只有国债证券交易税保持不变。

　　无论实行阻滞国债流通的政策，还是采取促进国债流通的政策，其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在发行国债主要依赖日本银行信用膨胀的时期，实行阻滞国债流通的政策，有助于维系统制性的国债发行方法，巩固国债的管理价格。而在金融市场资金充足的时期，采取促进国债流通的政策，则有助于动员金融市场的闲置资金，减少金融机构认购国债的压力。

　　1977年以前阻滞国债流通的政策，减少了国债证券兑换现金通货的机会，使财政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都有效地置于了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控制之下。1978年以后，在持续发行大量国债的情况下，财政性通货膨胀政策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吸收了金融市场的闲置资金。当时，日本银行减少国债收购，实际上是减少了货币供应量。说日本银行的信用膨胀受到限制，并不是说其无力膨胀，战前和战后日本银行都有信用膨胀的历史，而是说其不需要过度的信用膨胀了。这意味着促进国债流通的政策措施，已经起到了部分替代日本银行信用膨胀的作用，避免了财政性通货膨胀的加剧。

　　在经济低速增长、企业设备投资锐减的情况下，促进国债流通的政策为闲置资金提供了新的投资商品，催生了所谓的“证券投资热”。由此，不仅使金融市场大量闲置资金在买卖国债证券中获得了盈利增值的机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高利率对日本金融市场产生的离心力，相应地减少了日元外流。这对于日本在世界性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仍保持高于欧美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无一定的贡献。

　　在国债发行额大大超过公司债的时期，阻滞国债流通的政策不仅使国债流通市场难以形成，而且限制了公司债流通市场的扩大。这乃是日本债券市场长期来一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而实行促进国债流通政策的结果，既推动了国通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债券市场的繁荣。从国债市场的情况看，1984年，国债市场交易额达到629兆日元，高达1974年的357倍；国债买卖周转率及其对公司债交易额的比例，也分别由1974年的12.1%和5.3%，一举提高到了261.4%和82.0%⑦。从债券市场的情况看，1984年债券市场交易总额为767兆日元，相当于1974年33兆日元的23倍⑧。

　　自1932年日本政府开始用日银收购方式发行国债并实施统制性国债管理政策以来，就一直推行了低利率政策。从1937年起直到战后初期，在不具备低利率政策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实现了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人为低利率政策既是统制性国债管理政策的重要支柱，也是日本金融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然而，随着促进国债流通政策的实施，飞速膨胀的国债交易使国债流通利润率越来越受到了债券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制约，继续推行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也就逐渐失去了意义。以此为背景，日本政府于1979年创设了可让渡性定期存款证书，1984和1985年分别实现了10亿日元以上和1亿日元以上大笔定期存款的利率自由化，现在又致力于小笔定期存款的利率自由化。这样一来，推行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人为低利率政策，就寿终正寝，宣告废弃了。

　　随着日元国际地位提高和日本债券市场发达，外国投资者对日本的证券投资空前活跃起来了。1984年，外国投资者在日本买卖债券的总额达1224.96亿美元，相当于1975年25.86亿美元的47.4倍⑨。这不仅扩大了日本利用外资的规模，而且促进了日元国际化的进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