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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危机下，舆论普遍认为各国政府对环境的注意力将会有所转移，但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却在近日对媒体称，未来3至5年内，该组织将在中国发展15至20个“低碳城市”，在这些城市探索并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推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如果说深圳特区开发代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内有专家认为，低碳经济区将成为中国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示范区。可以预期，低碳经济会在中国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其发展步伐将越来越快。为此，《科学时报》特别就金融危机下的低碳经济发展，采访了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蔡守秋教授。

　　《科学时报》：目前世界各国提出的与“低碳”相关的概念存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将其推向市场，会带来什么局面？

　　蔡守秋：目前的确存在碳足迹、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革命、低碳社会和阳光经济等一系列与低碳经济相似或相近的提法和概念，国际社会并没有关于低碳经济或低碳道路的统一定义，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对低碳经济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带来障碍。

　　在概念上存在不同理解是任何新事物难以避免的现象，正如对“可持续发展”过去存在、至今仍然存在争论和不同理解一样。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低碳经济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界定，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减少含碳资源能源消耗、减少含碳废物排放、减少碳污染”；其主要内容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资源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应该看到，对上述认识并不存在根本冲突，而具体差异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以避免的。目前，各国提出的与“低碳”相关的概念存有差异，一方面可以促进整合相关概念，另一方面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百花齐放的局面。

　　《科学时报》：金融危机下，各国是否会放慢减排步伐，中国的节奏该如何调整？

　　蔡守秋：目前一些人认为，今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掩盖了其他一切问题，抑制气候变暖的任务将会退居次要地位，到2009年举行哥本哈根会议时国际压力会加大，届时发达国家将会对向外提供援助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也有人认为，经济危机反正已经到来了，优先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比拖后延迟解决更有意义；如果我们能调集几万亿欧元拯救金融市场，为什么不能拿出几十亿欧元在全世界投资拯救我们的气候环境呢？这比花在拯救金融市场上的钱少多了。

　　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各国肯定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应对金融风暴、挽救经济颓势上，甚至会放慢减排的步伐，但是作为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模式，低碳经济无疑是各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不仅任何短暂分散的注意力最终还是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而且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可能更容易找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方法、途径、措施、机制和突破口，发展低碳经济是走出经济困境的长远之策。

　　中国已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处于落后地位，“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所以不应当在这个道路上放慢脚步，而应当积极迎接挑战、结合金融危机继续进行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当然，二者之间的平衡应该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解决，发展低碳经济的节奏应该符合低碳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体而言，应对经济危机与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可以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选择和需要，甚至是动力或成为突破口。因为在低碳经济模式中有很多与传统经济不同的增长点，如发展节能技术、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电力设施效率等，都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大力发展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疲软的重要路径之一。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调整，可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为金融海啸之后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另外，节约资源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应有之义，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成为我国建设“五型社会”（指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经济型社会、生态文明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

　　蔡守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差距是明显的。低碳经济既是一种崭新的生产消费方式和理念，也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科学的低碳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而中国面临着发展低碳经济的固有障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传统的产业结构，水电占总电比例少，“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正在进行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我国当前并没有形成，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很难形成真正的低碳经济。

　　但是，说中国低碳经济落后，并不等于说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步伐不快。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能源问题，倡导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行节能减排，并颁行了《清洁生产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大气污染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等法律、规划和其他政策文件。当然，这些仅仅是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一些政策、规范，它们并没有整合上升为一种经济发展道路。若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在制度层面研究制定囊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与举措的政策和法律，增强从政府到民众的低碳经济意识，这也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努力方向。

　　《科学时报》：在低碳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推出一个框架性的政策和法律，政府、学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蔡守秋：的确，目前中国虽然已有与发展低碳经济有关的政策和法律，但尚未制定和推行有关低碳经济的纲领性、综合性的专门政策文件、规划和法律。对政府而言，出台任何重大的政策和法律，都必须进行全面、充分的调研论证和其他准备工作，这是政府决策所应有的谨慎态度。学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理论探讨和理论准备。

　　尽管低碳经济是最近很流行的观念，但流行并不等同于条件的成熟及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但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国家政策和立法一经颁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拘束力，不能随意更改，尤其是后者，一般是在现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具有一定的迟滞性。因此，在中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时，对于并不完全成熟的低碳经济理念，不宜轻易上升至政策、立法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制定专门的政策和法律，更不是不要发展低碳经济，而是要创造条件，积极研究、摸索和实践，以制定和实施针对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和法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综合考虑环境保护、能源安全、节能减排政策及发展低碳经济和吸碳经济等重大问题。

　　当前，中国学界正处在国家制定专门的低碳经济政策和立法的前期阶段，也是低碳经济政策法律研究最活跃的时期，是思想碰撞和深化的阶段，虽然统一的看法尚未形成，但研究日益深入，相信不久会出现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