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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开放的核心是从局部试点迈向系统性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现与国际成熟市场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的深度对接与互认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已走过二十余年的历程，制度型开放将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核心路径。制度型开放过程更加注重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兼容与衔接，不仅能够增强资本市场对全球长期资本的吸引力，更能有效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资本市场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大话语权和提升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高水平开放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变局、一个飞跃”的宏观背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飞跃方兴未艾。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路径与全球产业布局。在此形势下，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充分发挥服务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通过吸引和引导全球长期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流动，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发挥三重功能。一是增强金融体系的全球辐射力，吸引境外长期资本。中国已形成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期货交易额位居全球前列，且资本市场流动性强、估值低、潜力大，这为更高水平开放、吸引长期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价值。双向开放有助于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可投资性和流动性，增强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三是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在中资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大背景下，开放的资本市场通过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工具创新、提高市场透明度等方式降低跨境融资成本，为中资企业国际化布局和全球运营提供制度与金融保障。

　　自2002年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逐步从要素型开放为主转向制度型开放为主。与要素型开放主要集中在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等措施不同，制度型开放将议题延伸至竞争政策、监管体系等领域，更加重视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兼容与衔接。回顾国际经验，美国资本市场的起点就是“梧桐树协议”确立的三个交易守则，其核心正是以制度为基础，通过规则先行奠定市场发展的根基。在新发展格局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改革举措。可见，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高水平开放的关键路径。

　　从政策层面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已经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一是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例如，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等机制安排，自2020年起，QFII与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两项制度实现合并，整合有关配套监管规定；鼓励外资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华展业，创新产品和服务；建立金融数据跨境流通“白名单”制度等。二是对外开放的系统性建设持续增强。包括2025年后放宽QFII参与境内商品期货、商品期权的限制，允许QFII参与目的限于套期保值的场内ETF期权交易等，丰富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等工具。三是跨境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以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合作为例，近年来双方协作范围不断拓宽。其中，支持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成为一项关键举措。2023年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制度规则》；2024年4月，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推出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明确支持内地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政策落地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活跃度显著增加，两地市场的流动性及承接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从市场层面看，随着要素流通机制不断健全与渠道逐步畅通，资本市场开放成效日益显著。一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纵深推进。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共有900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持股市值合计为1434.64亿元；北向资金持有股票数量达2907只，持股市值约为2.29万亿元；境外机构托管于中央结算公司的债券总量为2.93万亿元。此外，中国境内319只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合计管理规模达到6837.73亿元。二是国际认可度明显提升。自2019年以来，中国国债、政策性金融债被纳入彭博、摩根大通、富时罗素等国际旗舰指数。三是国际监管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不断提升跨境监管与执法合作水平，强化风险防控。目前，中国证监会已与67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初步形成跨境监管合作机制。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制度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全球发达资本市场相比，在国际化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一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回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2021～2025年，上海市国际竞争力由全球第3名下降至第8名，北京市国际竞争力则由第6名下降至第20名。二是投资者国际化程度不足。2024年末，通过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渠道进入的外资持仓市值，仅占沪深A股总市值的2.89%。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仅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2.4%。三是外资中介机构体量较小。2024年末，外资金融公司总资产仅为507.1亿元，占行业整体资产规模（12.9万亿元）的0.39%。四是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不高。2024年末，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外国公司数量分别为548家和864家，占比分别为25.7%和26.27%。而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市资源还是以国内为主，除个别红筹企业回归外，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发行人还没有实现突破。五是人民币资产在跨境流动性、国际定价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境外投资者参与深度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

　　究其根本，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成熟市场的制度衔接尚不紧密，无论是在制度深度还是制度广度方面，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从制度广度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仍以试点探索和局部推进为主，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制度体系。以QFII/RQFII制度为例，尽管近年来可投资范围持续放宽，但其资本项目仍存在部分管制。截至2025年7月，QFII/RQFII可参与境内100个期货和期权品种，与成熟市场相比仍显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境外投资者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此外，QDII仍存在一定额度限制，审批和分配机制相对谨慎。这种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境内投资者的全球配置能力，也使中国资本市场在“自由进出、充分配置”方面与国际成熟市场存在差距。

　　从制度深度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在规则的细化程度、执行标准等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间。以投资者保护制度为例，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确立的首要目标，中国监管部门多年来持续推动相关制度建设，但当前该制度建设仍存在不足，部分证券经营机构的投资者保护措施缺乏实质性效果；同时，投资者整体上主动行权的意识和能力不足，导致制度执行难以落到实处。

　　第一，加强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积极借鉴国际资本市场成熟经验，在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先行先试，通过建立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制度可预期性，进而增强对境内外企业和投资者的吸引力。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证券市场在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机制上的做法，建立严格的财务报告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或借鉴欧盟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经验，逐步与国际成熟交易市场在信息披露、交易、监管等方面接轨。另一方面，从实践经验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具备成熟的试点条件。“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实现了由“加快建设”向“能级跃升”的转变，开放模式也不断迈向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进一步加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重点在产权保护、数字金融、绿色标准等领域推动制度协同，先行先试，为对接国际高标准制度积累实践经验。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一是提升投资便利性。完善QFII准入、交易和运作机制，探索“多渠道投资一体化管理”，实现账户、清算和风险管理环节的统一衔接。当前，中东主权类机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度较高，直接持股规模可观。若能进一步优化QFII投资便利性，将有效提升此类长期资本在中国市场的配置广度与深度。二是拓展互联互通标的与规模。应在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扩大QFII、沪股通和港股通的投资范围，放宽投资比例限制，同时适度扩大QDII规模。从长远看，中国可以更多投资国际资产，通过与海外企业共建产业链、价值链提升中国经济韧性与全球协同能力。三是加强与境外市场的联动。鼓励跨境开发新产品，如支持境外市场指数ETF产品开发，利用自贸区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风险控制优势，允许证券公司在自贸区的分支机构募集符合条件的外币资金投资境外股票、债券及衍生品，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安全、高效的全球资产配置渠道。同时，鼓励优质上市公司通过赴香港路演、与国际投资机构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增强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认知和信心。

　　第三，加强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一方面，探索设立股票市场国际版，鼓励优质海外企业利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探索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或股票的常态化机制。同时，推动优质红筹企业通过CDR或IPO回归A股。另一方面，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出海”，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分支机构网络，满足中资企业跨境融资和并购的多重需求。

　　第四，强化资本市场自身能力建设，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展现更强的吸引力。当前，我国金融“五篇大文章”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此背景下，资本市场更应不断夯实内功、提升韧性，以更完善的制度、更高效的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