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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的《回忆录》，看到一个细节，说他初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时，的秘书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积累汇编的常用词语、词组和成语，一共三大本，送给翻译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会见外宾做翻译时有所准备。《回忆录》写到，“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及其传达力度，反映着其内在世界所达到的境界，牵联出对事物的洞见程度。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很有个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著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说他是语言大师，当不为过。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对的常用词语“记忆犹新”，即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由此曾萌生一个想法，若有人把富有创造性的词语，疏理出一些来，考其演变，究其意味，无疑是道别具一格的风景。读到胡松涛的《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果然有志于此，且多所建树。该书仿佛画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引导读者去打开思维和思想的“百宝箱”，进而勾起人们对现当代中国话风文风的万般思绪。

　　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还极而言之地说，这样的语言表达“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为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

　　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王蒙，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在其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分别听了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旧的政治势力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同样，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41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这个体会，值得思考。至少说明，当时的进步力量拥有着多么强烈的话语魅力。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文件和文章表达也形成相应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又头痛起来。1958年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具体典型，就很厉害地给以敲打。1958年９月初，他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等14位人，表达气愤：

　　“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被批评的对象，地位不可谓不高，要求看此信的，范围如此之广，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题发挥的感觉。看来，就是要“借题发挥”，事情也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词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因为他自己就拥有浑然天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创造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有“百代圣贤”影响的人物或典籍，总是以其思想和语言，为中国文化脉象输送了新鲜血液，从而丰富着美丽的汉语世界。创造的一些词语，至今仍然存活在人们思维和语言表达中，诸如“球籍”、“党八股”、“弹钢琴”、“半边天”、“指点江山”、“只争朝夕”、“糖衣炮弹”、“朝气蓬勃”、“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些词语，虽非原创，却是经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才流行开来的，诸如“班长”、“纸老虎”、“牵牛鼻子”、“实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枪杆子、笔杆子”，“东风、西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这些词语，由于被放植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新的语境，做了新的解释，陡然有了新的内含，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

　　以“纸老虎”为例，这个说法民间早有，早期的领导人中也有人使用过，但它能够流行中国乃至世界，甚至成为一个英语词汇，毫无疑问缘自1946年8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创造化用如此众多且影响广泛持久的“魅力词语”的人，无出其右。而且，这不只是与特殊的政治影响力有关，确实是因为这些词语体现了他要求的语言“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松涛的《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从在各个时期创造化用的词语中，选择出88个，一一作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的解析。没有对语言风格的酷爱，不大量阅研的著述，不上下古今地搜集与常用词语相关的典故，做不到这一点。全书文字，有史学的实据，理论的光泽，散文的风韵，随笔的自然，读来灿然可观。作者功夫下得深的，还是考证创造化用的词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新意所在。比如，书中疏理了创造“朝气蓬勃”一词的过程。1938年4月，在对“抗大”学员的演讲中提出，“要有朝气，就是要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这是“朝气蓬勃”一词的最初形态；1939年12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讲，“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朝气蓬勃”一词的诞生之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对留学生们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朝气蓬勃”流行中国成为时代语汇之始。如此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把创造新词语的历史背景和过程，真切地揭示出来，读来不仅有趣，也成学术上的一家之言。

　　有的考证，则起了还原词语创造本意的作用，读后使人恍然大悟。例如，创造的“阳谋”一词，蜚声于人们的线年反运动的记忆，似乎有些沉重的感觉。

　　作者考证，实际上早在作家萧军1942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向萧军阐述反对顽固派磨擦时，用了“阳谋”一词，原话是：“我向的联络参谋说了：你们看出些什么吗？并没有阴谋，只有阳谋，我下命令了，如果何应钦不，我们不反他，他反我们就反，他停我们就停。”作者还考证出，1949年3月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谈到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也用了“阳谋”一词：“整风运动提高了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从这两个材料可以体会，出奇不意地创造“阳谋”一词，意在针对并反对“阴谋”，强调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无论对党外还是党内，制定政策都应光明正大，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反磨擦的斗争，当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整风运动，不言自明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代教条主义的市场，和阴谋都扯不上。1957年执政党号召大家提意见，目的是通过整风以搞掉官僚主义作风，在出现“轮流坐桩”这类言论后，形势发生变化，及时将政策调整为反右，逻辑上是清楚的，由此引出在高潮时说的，“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算是事后对这场运动缘起是“阳谋”而非“阴谋”的一种解释。当然，犯严重扩大化错误，的确让人痛心。

　　此外，书中还用大量笔墨，探寻是如何对典籍或民间词语化用生奇的。除了“实事求是”、“愚公移山”、“鱼水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曾经沉睡的词语，经夺胎换骨、旧瓶新酒的发挥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还有一些看起来寻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实则意味深长新义迭见的词语，被作者“拎”了出来，凝神谛视，发掘对它们做的创造性转换。诸如把领导干部比作“勤务员”，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把向实践学习比作上“劳动大学”，把思想顽固比作“花岗岩脑袋”，把文武结合比作“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调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这些词语，我们习以为常，以为本来如此，或者“知声不知音，弹弦不弹意”，经作者解读来历，方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功所在。

　　创造和化用的重要词语，远不止书中所列的88个，不少值得解读的创新词语尚未收入，比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如前面提到的田家英送给的常用词语“汇编”中的“跌跤子”、“一穷二白”之类。感觉上所收的晚年词语似也多了些。冯友兰先生曾提出“抽象继承法”，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其具体环境，重在继承其精神。对创造和化用的影响广泛持久的词语，有的应该在原意上直接使用，有的则可以是抽象继承，有的在正式文件和庄重场合实际上不再使用，要分别不同情况。这是我们阅读此书应该注意的。

　　词语创新，从来不只是语言上的事情。的“语言地图”，是昨天讲得很出彩的“中国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要强调话语权，但话语权不只是说话的权力，还包括说话的内容、方式和效果，牵涉到说话者和受众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实际上是话风文风上的一种责任和能力，即让受众自觉接受并且能够共鸣互动的责任和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责任和能力，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甚至会生出些滑稽的套用，如“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名言，不断地被套用成“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炒股进行到底”、“将评奖进行到底”之类。

　　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提倡改变话风文风，反对长话、空话、假话，要求讲短话、实话、新话。习一系列重要讲话，率先垂范，“中国梦”、“讲规矩”、“软骨病”、“敢于亮剑”、“打铁还要本身硬”、“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改革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不惹事，不怕事”，这些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治国理政词语，不断吹来清新之风。同时也说明，话风文风固然可以抓出来、促出来，但前提是对事物，对时代，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和概括。为此，回头巡看的“语言地图”，也就不是多余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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